[29] （二）司法审查规则的层次性调整 对于信息不存在这一类消极事实，从正面进行实质性判断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行政处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但其实不然。相对而言，这更加有利于恪守《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规定的过罚相当原则。
[45]陈兴良、周光权：《超越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忠诚理论——对刑法正当根据的追问》，载《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辑，第104页。很显然，这不是法律想要追求的目的，尤其是在《行政处罚法》上。按照报应论，行政处罚主要是行为责任，报应论所要报复的客体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31]同前注[26]，第340页。[57]苏苗罕：《美国联邦政府监管中的行政罚款制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3期。
所谓报应，就是对违法行为的一种回报或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不没收其违法所得，否则与维持公共秩序的基本价值有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执政党。
[3]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13] 引自胡云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然而管理型法治是控制型的，没有清晰的价值目标。
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是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是相互依存的。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设区的市具有立法权，为了保证党规与国法的协调性，立规权下放到设区的市级党委是合适的。
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由在国家政权中的一个个党员组成的。现行宪法序言对此进行了宣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级党组织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之中，而不存在于国家政权之中。当然，仍然会有人以总纲第一条并没有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否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宪法依据。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没有真正走上法治道路与这种魔咒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世界和时代发展大势，坚持走自己的路，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不仅在经济上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且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11]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在除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历史上，国家的常态是大一统，君主制是相对成功的政体，特别是对于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中国共产党作为变革党不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走法治道路的障碍。二、社会主义宪治 习近平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道德党。[7]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为管理型法治提供了智识资源。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自然意味着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巩固和发展人民联合的凝聚力量和领导力量。1.2，宪法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长期历史的选择、长期执政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宪法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效力是因为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最基本的党导法规与最基本的国家法律，宪法获得党代会和人代会通过之后就成为所有法律正当性的来源。2018年宪法修正案在宪法总纲第一条第二款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根本 上解决了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的关系。
法律最本质的属性是强制约束力，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保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规的强制性自然存在。第二条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国家政权中执政的党员代表们必须接受党委领导，因为他们是党员，所以要听党的话。党内法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即使是唯一执政党和长期执政党也不需要具有特别的党内法规来规范，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
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不同，我们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使命就是创造人民的联合，凝聚人民的团结。
如果我们用党内法规来规范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这些改革就可以进行，因为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2.1， 没有脱离政治的宪治 习近平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的资本主义宪治和法治所奠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世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领导党，必须把握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步伐，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资本主义宪政建立在资本主义政治上并为资本主义政权服务，社会主义宪治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上并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之下。
[16] 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中国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功能上看，领导党既领导执政党又监督执政党，监督是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共产党自身在宪法、党章和党规范围内活动，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相结合保证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不至于肆意侵犯社会群体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中国共产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和严格区分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法律的关系奠定了基础。